ADHD儿童认知障碍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执行功能损害,涉及包括前额叶皮层在内的特定脑区域及多层级脑网络异常。执行功能按照功能性分为冷-热两方面:冷执行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于反应抑制、工作记忆以及认知灵活性等;热执行功能损害通常涉及延迟满足、赏罚相关决策、自我调节及情绪调节等。ADHD儿童的执行功能评估应基于可信范式进行文化适应性调整。临床干预不能单一聚焦于冷执行功能,需关注儿童的身体发育以及热执行功能(情绪社会方面)的发展进程,结合其他共病与心理状况,进行全面的动态随访与干预,以达到最佳的长期疗效。

目的 运用静息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MRI)局部一致性(ReHo)方法探讨大脑自发活动强度与持续操作任务反应时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探索学龄期儿童注意功能的神经机制。方法 2018年5月-2019年10月招募郑州儿童医院体检儿童33名,采集其静息功能磁共振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及持续操作任务行为表现(反应时间),局部一致性(ReHo)通过BOLD信号计算得出,反应大脑局部神经元激活的同步性,与反应时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获取显著性相关脑区图。结果 ReHo与反应时间显著负相关脑区:右侧颞中回(BA20,r=-0.84)、右侧内侧前额叶(BA32,r=-0.83)、右侧顶下小叶(BA19,r=-0.78)、左侧楔前叶(BA7,r=-0.84)、右侧舌回(BA17,r=-0.82)。ReHo与反应时间显著正相关脑区:双侧额中回(BA11,r=0.87)、左侧中央前回(BA6,r=0.84)、左侧丘脑(r=0.72)、左侧小脑后叶(r=0.72)。结论 双侧额中回和默认网络、左中央前回、左侧小脑后叶、左侧丘脑及右侧舌回大脑自发活动与儿童注意任务反应时间有显著相关关系,提示额中回在注意功能维持中起到重要作用,默认网络的适度活动水平更有利于执行功能的完成,皮质-小脑-丘脑-皮质环路可能是学龄期儿童注意执行功能潜在的神经基础。

目的 研究有氧运动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执行功能的脑低频振幅(ALFF)特征,探索有氧运动改善ADHD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像学机制。方法 2019年3月—2020年12月选取常州儿童医院ADHD专病门诊确诊的ADHD儿童17名,分别进行为期8周的跳绳有氧运动训练,训练前后检查功能磁共振(fMRI)和执行功能,fMRI采用低频振幅指标,执行功能测试采用抑制功能相关的Flanker任务,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训练前后ALFF和执行功能反应时,并将ALFF值的变化与执行功能反应时差异做相关性分析。结果 ADHD儿童有氧运动训练后ALFF值显著增高的脑区包括内侧额上回、左额上回、左额中回、右侧小脑前叶(校正后P<0.05);Flanker任务反应时较前显著减少(t=-4.75,P=0.001);有氧运动前后内侧额上回(r=-0.53,P=0.02)、左额上回(r=-0.58,P=0.01)、左额中回(r=-0.51,P=0.02)ALFF值变化与执行功能行为学反应时间差异呈负相关。结论 有氧运动能改善ADHD儿童执行功能,其脑机制主要与前额叶、小脑自发活动增强有关。

目的 比较盐酸哌甲酯缓释片(MPH)与盐酸托莫西汀(ATX)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症状及执行功能的改善效果,为临床干预提供更多依据。方法 选取2017—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门诊未曾用药的ADHD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建议服用药物的64名患儿,根据用药情况分为MPH组与ATX组。在基线、用药4周末、8周末及24周末评估症状得分及执行功能指标变化。采用斯诺佩量表(SNAP-Ⅳ)、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对症状评估;Stroop测试、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试、数字广度测试进行执行功能评估。结果 24周末两组ADHD患儿的症状得分及执行功能多个核心指标明显改善(P<0.05);两组患儿在基线、4周、8周及24周末的SNAP-Ⅳ量表评分、PSQ因子分、Stroop测验结果、WCST指标及背数的组间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PH与ATX均能持续改善ADHD的症状,提高执行功能表现。

目的 修订并评价中文版认知缓慢特质(SCT)量表的信效度,为临床评估认知缓慢特质提供工具。方法 2020年6—12月随机抽取上海地区两所普通小学的在校生(n=1 735),由抚养人完成中文版SCT 量表、ADHD 诊断量表父母版(ADHDDS-P)和阿成贝切儿童行为清单(CBCL)的填写。在一至五年级随机选取2个班的学生(n=266),以30天为间隔,对SCT量表进行重测。选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门诊就诊且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ADHD诊断标准的患儿(n=106),完成SCT量表、ADHDDS-P。结果 SCT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0;重测信度为0.852,项目与总分的一致性相关系数为0.469~0.784(P<0.01);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示SCT量表得到3个因子(KMO=0.946,P<0.001),分别命名为白日梦、迟缓和认知能力减退;验证性因子分析提示初步符合三因子模型,计算获得结构效度(χ²/df=7.739,RMSEA=0.084);学校样本中SCT与ADHDDS-P总分相关系数较高(r=0.753, P＜0.05);ADHD病例组中SCT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男生t=13.77, 女生t=7.81,P＜0.001)。结论 SCT量表中文版总体信效度良好,通过探索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三因子模型适配度尚可,可试用于临床。

目的 编制《学龄前儿童园外运动行为问卷(P-PAQ)》并验证其信效度,为开展学龄前儿童园外身体活动评估及家庭指导提供有效测量工具。方法 结合我国学龄前儿童的园外运动行为特点,经文献法和专家共识法等编制一套学龄前儿童运动行为问卷。调查儿童过去一周园外(上学日和周末)各强度的运动时间及家长运动观念与行为。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0年11—12月在北京、沈阳、西安各选取1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225名儿童主要养育人间隔2天进行重测。229名儿童连续佩戴一周ActiGraph GT9X加速度计进行效度研究。结果 上学日和周末轻度活动时间、中高强度活动时间及总活动时间的组内重测相关系数(ICC)为0.636~0.844(P＜0.01);效度检验发现两种方法在工作日和周末中高强度活动时间上均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53,0.151(P＜0.05)。Bland-Altman散点图显示:问卷法与加速度计法在测量儿童轻度活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及总活动时间上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结论 P-PAQ问卷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用于学龄前儿童园外期间的运动行为评估并进行针对性指导。

目的 探索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为改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提供参考。方法 按照立意抽样于2019年3—12月在两所三甲医疗机构招募882名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男童398名,女童484名),平均年龄为(3.58±1.25)岁。采用自编问卷和1.5~5岁儿童行为量表父母版(CBCL)对调查对象父母教养方式和情绪行为情况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结果 882名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综合问题中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和整体问题得分分别为6.0(3.0,10.0)、8.0(3.0,13.0)和22.0(10.0,37.0)。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父亲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大孩有较高水平的内化问题(β=0.08、0.12、0.12)、外化问题(β=0.08、0.16、0.14)和整体问题(β=0.08、0.16、0.14);年龄较大的大孩外化问题(β=-0.11)和整体问题(β=-0.11)得分较低,家庭氛围很和谐的大孩内化问题(β=-0.24)、外化问题(β=-0.21)和整体问题(β=-0.23)得分较低,抚养困难型和发展缓慢型气质的大孩内化问题(β=0.16、0.20)、外化问题(β=0.16、0.13)和整体问题(β=0.17、0.16)得分较高(P<0.05)。结论 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父亲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较高水平的情绪行为问题相关。

目的 了解三~五年级发育性阅读障碍(DD)儿童的识字量和识字错误特点,为针对性地识字教学、提高DD儿童汉字书写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2019年11—12月,以广州市南沙839名三~五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筛查DD儿童;采用小学生标准识字量测试儿童的识字量水平和识字错误类型;采用t检验、χ²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与正常儿童比,DD儿童识字量水平更低(β=-250.55,95%CI:-318.17~-182.94),识字量异常风险更高(OR=3.08,95%CI:1.68~5.66);DD儿童的汉字抄写错误率(β=0.44,95%CI:0.05~0.84)和汉字生成错误率(β=5.79,95%CI:3.13~8.46)更高,汉字生成任务主要是组词字部件错误率(β=0.28,95%CI:0.06~0.50)、组词错误率(β=5.48,95%CI:2.89~8.07)高于正常儿童。分层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三、四年级DD儿童在汉字生成任务中更易犯错,体现在三年级DD儿童的组词错误率更高(β=5.85,95%CI:1.75~9.95),四年级DD儿童的组词字部件错误率(β=0.56,95%CI:0.19~0.93)、组词错误率(β=8.05,95%CI:3.34~12.76)更高。结论 三~五年级DD儿童存在明显的识字缺陷,容易出现汉字抄写错误、组词部件错误和组词错误,三年级容易出现组词错误,四年级容易出现组词字部件错误、组词错误。

目的 探索教养方式与儿童睡眠问题的相关性,为基于教养方式的睡眠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采用整群方便取样,在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市抽取6所公办幼儿园与2所公办小学进行调查,由家长通过在线系统填写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SHQ),教养方式类型,以及社会人口学和家庭情况问卷,通过协方差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教养方式与儿童睡眠问题的关系。结果 共抽取3 861名儿童,平均年龄(5.57±2.28)岁,男、女童分别为2 007名(52.0%)、1 854名(48.0%)。溺爱型、适中型和严格型教养方式分别占4.6%、86.6%和8.8%。溺爱型教养的儿童CSHQ总分(F=44.77,P<0.001)和各维度分均高于严格型和适中型,睡眠问题更严重。相比适中型,溺爱型教养是儿童总体睡眠问题的危险因素(OR=3.62,95%CI:1.88～6.96),尤其是就寝抵抗(OR＝3.80,95%CI:2.51～5.75)。结论 教养方式与儿童睡眠问题密切相关,而溺爱型教养是儿童睡眠问题的危险因素,未来应加强教养方式的科普宣教和行为干预。

目的 通过多中心研究,分析中国学龄前儿童的筷子使用动作模式,研究其模式特点并分类,探讨儿童早期发育阶段筷子使用的年龄发展趋势。方法 2014年3月—2017年3月期间在中国北部和西部5个城市7所幼儿园抽样调查3～<6岁儿童,分析儿童手指与筷子相互作用的物理学特征及操作任务成功率,编码不同动作模式并进行分类,探讨不同分类动作模式的效率及其年龄发育特点。结果 共调查291名儿童,编码11种动作模式。参考Yokubo分类法,可以归类为“四指握式”、“三指握式”、“掌握式”和“其他式”。儿童握筷位于中间部位(63.57%),中上部(17.18%)、中下部(15.81%)。在动作任务中,“三指握式”成功率最高,“掌握式”[用时(78.7±54.6)s,成功率77.4%]和“其他式”[用时(62.5±42.5)s,成功率60.0%]显著低于“四指握式” [用时(54.6±40.3)s,成功率97.3%]和“三指握式” [用时(53.8±31.1)s,成功率96.6%](P<0.05)。儿童使用“掌握式”动作模式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3岁为32.6%,5岁为12.8%),而“三指握式”的使用随年龄增加呈上升趋势(3岁时为41.3%,5岁时为59.6%)。结论 学龄前中国儿童早期筷子使用动作模式尚不成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且随年龄增长趋向于低效率模式向高效率模式发展。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时期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及冲动为主要症状,在学龄前期主要表现为多动。ADHD对患儿的学业成绩、人际交往、身心发育等多方面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并可持续到青春期或成年期。早期干预可以减轻ADHD核心症状,减少共患病发生率。目前学龄前ADHD的干预手段包括行为治疗、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药物治疗可明显改善ADHD核心症状,但无法改善学龄前儿童的社交和情绪问题,且药物副反应会造成成瘾、依从性差等问题。行为治疗不仅可以改善患儿的社交功能和情绪,减轻父母养育压力,且不存在药物副作用等问题,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本文对学龄前ADHD儿童的干预进展进行综述。

儿童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已经成为重要的疾病负担及医疗挑战。细菌溶解产物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在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但在过敏性疾病中的研究还尚未深入,本文旨在综述细菌溶解产物在儿童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应用的研究进展,为细菌溶解产物在儿童过敏性鼻炎(AR)及支气管哮喘的应用中提供科学依据。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在儿童中较为常见,其特征性病理生理学改变为间歇性缺氧(IH)和睡眠片段化(SF)。OSA可能导致儿童情绪障碍,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目前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在OSA患儿情绪障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是检测OSA患者脑功能损伤的理想影像学工具。本文综述了OSA患儿脑功能损伤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与rs-fMRI临床研究,旨在寻找目标脑区,探究损伤机制,为OSA患儿情绪障碍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类发病于儿童早期,以社会交往障碍和局限性重复行为为主要特征的广泛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近几十年来,孤独症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缺乏特效治疗药,因此亟需灵敏度、特异度高的生物标志物和特定的治疗方案。外泌体(exosomes)是一种能够被中枢神经系统大多数细胞类型释放的纳米级囊泡,其内含有的RNA、蛋白质、脂质等生物活性大分子参与多种神经细胞间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在调节神经发育、分化、再生以及突触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诊断技术的提高,外泌体以其采集方便、结构稳定、其内大分子不易降解、可通过血脑屏障等优势,逐渐成为ASD研究的热点。根据已有研究报道外泌体与ASD发生发展有关,并可能作为ASD诊断标志物的重要来源及新型药物治疗运载体。本文综述ASD外泌体研究进展,为ASD早期诊断、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参考。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核心诊断特征是社会交流障碍以及受限和重复的行为和兴趣,症状常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出现。过去的二十年内,神经成像揭示了许多“社会性”大脑的非典型活动和异常连通性的发现,包括梭状回对面部和凝视的分析、杏仁核的情绪处理、默认模式网络的心智化以及镜像神经元相关区域对他人行为的模仿和理解,但对于社交功能缺陷潜在的神经生理机制还未达成一致。除了方法学上的挑战以及聚焦于单个大脑网络的连通性研究以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ASD的极强异质性。这种不一致的发现,可能是由于诊断标准的变化以及学龄前期的ASD患儿存在非典型的神经发育轨迹,因此,有必要进行孤独症亚型的队列研究和大样本的纵向队列研究。

拒绝上学(SR)是儿童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儿童不愿上学或对学习、学校不感兴趣,甚至完全拒绝去学校。目前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大多数拒绝上学儿童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对其学业、家庭、人际关系等各方面产生广泛且负面的影响。本文主要综述儿童拒绝上学的定义、评估方法、病因、治疗及预后,有助于临床医生进一步探究拒绝上学儿童的病因并及时地进行评估与干预,帮助其改善临床结局,尽早重返校园。

目的 对国内外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焦虑评估工具心理测量学属性进行系统评价,为该领域实践和研究提供证据。方法 计算机检索11个中英文数据库,筛选以ASD儿童(年龄＜18岁)为对象并且文献主题为焦虑测量工具的编制和/或性能评价的原始研究文献,基于选择健康测量工具的共识标准(COSMIN)对其进行系统评价。结果 最终纳入31篇英文文献、16个ASD儿童焦虑测量工具,其中10个工具为典型发育儿童制定,5个工具专为ASD儿童编制,1个工具为同时测量典型发育儿童和ASD儿童焦虑而研制。所有测量工具中,孤独症儿童焦虑量表(ASC-ASD)测量学属性最佳。结论 ASC-ASD是目前最为推荐的ASD儿童焦虑评估工具,尚未发现国内关于该工具的研究文献,可优先考虑对其进行翻译修订、评价和应用。

目的 通过CiteSpace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对国际上童年不良经历在脑功能领域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对相关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指导。方法 检索2012—2022年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和PubMed数据库,以数据库中童年不良经历在脑功能科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对文献发表数量、国家、作者、机构、共被引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和突现词分析。结果 近10年来总体发文量仅有678篇,美国为发文量和中心度最高的国家。Poletti S为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其与相关研究者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发文量最高的机构为匹兹堡大学。关键词以创伤后应激障碍、虐待性脑损伤等频率最高。结论 童年不良经历在脑功能领域研究还不充分,主要热点集中于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探索童年虐待与杏仁核、海马体及前额叶皮质等关键脑区和父母童年不良经历造成后代大脑生理结构改变等相关方面。

目的 采用提示性靶/非靶(Go/Nogo)任务模式,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和行为监测,探讨儿童肥胖与注意认知控制之间的关系,为肥胖儿童注意力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2019年8月—2021年8月从常州儿童医院肥胖门诊选取肥胖儿童38例,同期在常州某小学选取正常儿童41人,采用持续注意范式(CPT)进行脑电测试,记录并比较ERP及行为学数据。结果 1)行为层面,与正常组相比,肥胖组儿童正确击中数明显减少[37(35,39)个 vs. 39(38,40)个,Z=-3.459,P=0.001],反应时延长[(502.21±95.29)ms vs.(454.45±95.24)ms,t=2.210,P=0.030],反应时变异性高[147.74±50.15)ms vs.(105.89±44.87)ms,t=3.330,P=0.001),两组间虚报个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认知层面,Go、Nogo条件下肥胖组与正常组N2波幅及潜伏期均差异不显著;肥胖组儿童的P3 Nogo/Go效应明显弱于正常组,肥胖儿童Nogo-P3波幅显著低于对照组[(16.47±8.46)μV vs.(21.58±7.91)μV,t=-2.771,P=0.007]。结论 肥胖儿童存在持续注意认知障碍,表现在行为层面的击中数减少和反应变异时增加,肥胖儿童的冲突监测能力与正常儿童相当,但其主动抑制能力受损,Nogo-P3幅值降低是受损敏感指标。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三地区城市流动儿童的忽视现况及主要原因,为有效减少其发生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根据经济及教育水平等因素,2020年9—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抽取昆明市、大理州和临沧市3个地区为调查点,采用《中国城市儿童青少年忽视评价常模量表》,对1 193名学生进行相关调查。结果 云南省三地区6～11岁城市流动儿童总忽视率40.7%(486/1 193),其中城市流动儿童忽视率为40.80%(393/963);非城市流动儿童忽视率为40.4%(93/230)。城市流动儿童男童各层面忽视率大于女童,其中安全层面有统计学意义(χ²=4.417,P<0.05)。不同民族中除医疗层面外,汉族忽视率都高于少数民族,其中身体(χ²=6.963,P<0.05)和情感(χ²=6.85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云南省农村儿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全国儿童相应指标比较,云南省城市流动儿童忽视度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8岁t=20.281、19.153、13.616,P<0.001;9~11岁t=7.075、13.101、8.047,P<0.001)。结论 云南省三州(市)6~11岁城市流动儿童忽视情况较十年前有所缓解,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相关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家庭教育模式有所转变,“父母教育卷入”使“子女随父母进城务工”逐渐被“父母随子女进城读书”所替代,但是针对低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和适应相关问题应持续关注;民族教育层面下儿童忽视率性别差异更小,学校与家庭教育应因地制宜,注重亲子参与。

目的 了解宜昌市城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家庭功能和应激感受对其的影响。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2021年9月抽取宜昌市城区5所中学4 674名学生,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SSMHS)、家庭关怀度指数、应激感受量表(PSS)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宜昌市城区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24.22%(1 132/4 674),女生MSSMHS除心理不平衡外,其他各因子分(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波动)及总评分均显著高于男生(P<0.01),高中生总评分及各因子分(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波动、心理不平衡)均显著高于初中生(P<0.01),非独生子女的学习压力感和情绪波动因子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t=2.13、2.21,P<0.05)。单亲家庭、非父母抚养学生的总评分及各因子分亦均显著高于非单亲家庭、父母抚养者(P<0.01)。Pearson分析显示,MSSMHS总评分及各因子分(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波动、心理不平衡)与家庭关怀指数呈负相关(r=-0.51~-0.37,P<0.01),而与应激感受呈正相关(r=0.41~0.52,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级、是否单亲家庭、家庭关怀度指数得分、应激感受得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β=0.112、-0.400、-0.385、0.400,P<0.01)。结论 宜昌市城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问题,家庭功能与环境、应激感受、性别、年级均对其有影响。需学校、家庭、学生三方联动,坚持家校合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目的 调查分析青少年偏头痛患者述情障碍的特点,探讨述情障碍与父母教养方式及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偏头痛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维护其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筛选2017年10月—2019年2月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确诊的110名青少年偏头痛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多伦多述情障碍评定量表(TAS-20)、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视觉模拟量表(VA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及评估。结果 1)青少年偏头痛患者的述情障碍检出率为47.3%,述情障碍总分为(49.33±17.02)分。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68.1%、47.3%。2)述情障碍组父母情感温暖因子得分(t=1.350、4.064)低于非述情障碍组,父母过分干涉(t=1.069、2.621)、拒绝否认(t=3.611、2.020)、过度保护因子得分(t=3.578、2.621)高于非述情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述情障碍组青少年对疼痛、焦虑、抑郁情绪的感知得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40、3.801、5.318, P<0.05)。述情障碍总分及各维度与父母情感温暖呈显著负相关 (r＝-0.607~-0.207,P<0.05);述情障碍总分及各维度与疼痛程度、焦虑水平、抑郁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 (r=0.456~0.963,P<0.05)。3)述情障碍可以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变量对青少年偏头痛的疼痛及焦虑抑郁症状产生影响。结论 青少年偏头痛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述情障碍,父母教养方式对述情障碍有影响,并可以通过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影响患者情绪状态及对疼痛的感知。

目的 分析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与健康儿童粪便肠道菌群结构及短链脂肪酸变化差异,从肠道菌群角度为ASD的防治提供新思路。方法 选取2019年1—11月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被诊断为ASD的25名儿童和同期体检的24名生长发育正常的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分别为ASD组和对照组。收集其粪便,采用16SrRNA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结构;气相色谱法检测粪便短链脂肪酸含量。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ASD组儿童肠道菌群丰富度(Chao1指数及Ace指数)及多样性(Shannon指数)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17、2.890、3.353,P<0.05);门水平上厚壁菌门、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增高,拟杆菌门丰度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80、5.761、5.970,P<0.05);属水平上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布劳特氏菌属、链球菌属丰度显著降低,梭状芽胞杆菌属、萨特氏菌属丰度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440、3.100、3.620、3.500、4.200、4.054,P<0.05);粪便短链脂肪酸中乙酸、丙酸及总短链脂肪酸含量显著增高,丁酸含量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40、3.220、2.560、4.100,P<0.05)。相关分析显示双歧杆菌属与丙酸及总短链脂肪酸呈负相关(r=-0.422、-0.412,P<0.05)。结论 ASD儿童粪便肠道菌群结构及短链脂肪酸含量发生明显改变,其中双歧杆菌属减少所致丙酸及总短链脂肪酸增高可能与ASD相关。

目的 探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合并书写障碍儿童运动干预的效果,为开拓ADHD合并书写障碍儿童的非药物干预手段提供借鉴。方法 选取1名ADHD合并书写障碍的6.9岁男童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8周的线上运动干预。干预前、后,采用儿童标准运动协调能力测试(MABC-2)、钥匙型凹槽钉板(GPT)评估患儿的精细动作能力;采用视觉发展测试(DTVP-3)、曾氏书写检查表(THPC)分别评估患儿的视知觉能力和书写能力。结果 干预前,患儿的MABC-2手部精细动作处于“明显落后水平”;GPT的惯用、非惯用手插钉时间分别为40 s和41 s;DTVP-3视觉感知和视动整合能力均处于“落后水平”;THPC得分51分。干预后,MABC-2手部精细动作提高48%,达到“平均水平”;GPT的惯用、非惯用手插钉速度分别提升22.5%和19.5%;DTVP-3视觉感知和视动整合均达到“平均水平”;THPC得分提高59.9%。结论 以促进精细动作、视觉感知和视动整合能力为提升特点的个性化干预方案,可有效提高ADHD合并书写障碍儿童的精细动作发展和视知觉发展,并能有效降低书写错误、提高书写速度和工整性,有助于书写能力的发展。

目的 分析哮喘患儿存在的情绪问题及影响其发生的相关因素,为哮喘患儿的临床综合治疗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17年5—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哮喘门诊就诊8~16岁哮喘儿童70例,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哮喘控制问卷(ACQ)、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进行评估及分析。结果 哮喘儿童焦虑、抑郁障碍筛查阳性者各24、26例,检出率分别为34.3％、37.1%。焦虑、抑郁障碍得分独生子女组高于非独生子女组(t=2.986、3.125)、家庭关系不和谐组高于家庭关系和谐组(t=3.636、5.309)、哮喘控制不佳组高于哮喘控制佳组(t=2.743、2.086);哮喘未规范管理组抑郁障碍得分高于哮喘规范管理组(t=2.33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及哮喘控制程度是哮喘患儿焦虑障碍评分的主要因素(β=0.289、-0.423,P＜0.05);独生子女、家庭关系、哮喘控制程度是影响哮喘患儿抑郁障碍评分的主要因素(β=0.282、-0.283、-0.266,P＜0.05)。结论 哮喘儿童比同龄健康儿童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家庭成员及医护人员需要重视儿童情绪问题,提高其生活质量。

目的 比较襁褓沐浴和传统裸浴对首次沐浴的足月儿新生儿的影响,以探寻更适宜的新生儿沐浴方式。方法 纳入2021年5—7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产科符合条件的足月新生儿60名,电脑随机分为裸浴组和襁褓组各30名。采用新生儿压力量表(NSS)在沐浴前、沐浴结束时和沐浴结束后10 min评估其压力程度并测量生理指标,包括体温、呼吸、心率和氧饱和度。记录并比较两组新生儿沐浴时长和沐浴过程中的哭闹时长。结果 沐浴结束时和结束后10 min襁褓组体温(t=2.21、5.11)和氧饱和度(t=4.59、5.00)均高于裸浴组(P＜0.05),呼吸(t=-3.17、-6.20)和心率(t=-7.92、-5.67)、压力得分(t=-5.91、-3.42)均低于裸浴组(P＜0.05)。裸浴组哭闹时长大于襁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06,P<0.05)。结论 襁褓沐浴更能保持首次沐浴的足月新生儿生理指标的稳定性,也能降低其沐浴压力。襁褓沐浴可用于足月新生儿的首次沐浴,有利于其早期健康发展。

目的 分析应用甲状腺激素对轻度高促甲状腺激素(TSH)血症新生儿预后的影响,为临床上治疗轻度新生儿高促甲状腺素(TSH)血症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省立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轻度高TSH血症新生儿资料。根据是否治疗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发展为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情况以及不同阶段Gesell量表评分、身长、体重及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结果 共纳入470例轻度高促甲状腺素血症新生儿,治疗组182例,对照组288例。治疗组胎龄、出生体重、出生身长、头围均小于对照组(Z=-6.600、-6.140、-5.444、-6.537,P＜0.05),合并新生儿感染、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病情危重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755、34.285、19.044、29.235,P＜0.05)。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共匹配成功148例,两组间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倾向性得分匹配后两组均无发展为永久性甲减的病例,Gesell量表评分及体重在12、24、36月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1个月、3个月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病例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1.765、8.601,P＜0.05)。结论 对轻度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患者进行补充甲状腺激素可影响患者3个月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因此不建议对轻度高促甲状腺素血症的新生儿进行补充甲状腺激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