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目标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环境的外部转变和科技驱动战略的内部变革双重影响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愈发显著。针对教师数字素养影响教育强国目标路径、机制问题,基于教育经济理论,利用2025年发布的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组织的全球219个经济体数据库,采用无量纲数据处理、沃尔综合评分方法,并构建理论推导、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双固定效应、门槛效应等模型,深入分析教师数字素养对教育强国目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教师数字素养显著促进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2)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两者之间发挥显著部分中介作用。(3)老龄化、城镇化,以及生态化对教师数字素养与教育强国目标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建议重视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应结合全球教育趋势和各国政策,采取有效策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师发展与教育强国的融合发展。

数字教材是数智时代由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型教材样态。教师在使用数字教材的过程中,主要涉及责任伦理、知识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伦理、数字伦理五个方面的伦理向度。文章以此为基点,对数字教材的使用进行伦理审视,发现其面临主体责任失落、知识内容存疑、师生关系疏离、教材秩序混乱、师生隐私被侵犯等一系列伦理风险。因此,促成数字教材的善性使用,需要教师实现主体、育知、交往、组织、权益五方面的自觉,达成角色锚定与素养提升的相辅相成、理性审读与价值引领的共同发力、情感触发与活动实践的双向作用、整体规划与规律遵循的相得益彰,以及规范采集与知情同意的协同数据保护。

时间不仅是参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内在维度,还是研究中寻找因果链条的机制维度、制定教育政策的参照维度。目前四种时间观念存在于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即无时间的结构比较、超越时间的文化比较、进步时间观的发展比较、多元时间观的行动比较。时间观的多样性促使比较教育研究者思考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辩证性的解释框架,将结构约束、文化传承、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在时间维度上整合起来。随着人们对时间认识的逐渐深化,未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解释力和应用性亦会更强,但也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对时间与空间辩证关系的再认识,二是对时间多维性的社会集体呈现与文化差异的再认识,三是对时机与时序在比较研究中重要性的再认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进一步打破单一范式,促进跨学科对话,为构建更包容、辩证且融合中国智慧的解释框架奠定基础,推动学科理论发展。

高质量发展赋能数学教学育人是新世纪基础教育研究的热点方向,也是新时代学科教学应然的价值取向。高质量发展从数学经验联结、数学创造实践及数学态度赋能数学教学,并蕴含多重育人意蕴。以数学知识汲取拓展经验积累,培育具备学科积淀的学习主体;以数学能力训练推动高阶思维发展,塑造富有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认知个体;以数学素养浸润促进全人成长,奠定终身发展的综合品格。基于此,构建出三维育人的实施路径:知识维度强调体系重构、动态转化与阶梯递进;能力维度聚焦认知结构优化、迁移性问题解决及个性化思维进阶;素养维度注重数学观念的具身体验、数学情感的深度浸润与数学行为的探究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当前学术界对相关论述的纵向研究还需继续深入。文章基于“四有”好老师十年研究历程的演进,以每个阶段的教育环境与政策导向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将“四有”好老师的研究分为概念提出、研究发展和研究深化三个阶段:概念提出阶段侧重理论研究,强调了“四有”好老师在教师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发展阶段“四有”好老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丰富,为教师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研究深化阶段提出教育家精神和“四有”一脉相承,教育家精神成为“四有”的丰富拓展与全面深化。为全面理解和弘扬与“四有”好老师一脉相承的教育家精神,未来对教育家精神的具象化研究应在课程体系、在职教师群体及教育家群体等方面持续深化。

延安时期小学教师的培养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以教师训练班为主的初步探索阶段、以师范学校与训练班相结合为主的发展巩固阶段、以思想转型与倾向纠正为主的持续完善阶段。延安时期的小学教师培养经验可总结为重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过硬的综合教学能力、强调师德师风建设和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由此,当今小学教师的培养可从中得到五点启示:坚守思想阵地,强化思政教育;精进教学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加强教师管理,严抓师德师风;协调教育资源,赋能乡村教育;延续时代传承,深化拓展延安精神为教育家精神。

学术自治在指导案例39号中实际上被降格为依托于法律授权的裁量空间。学术自治的宪法价值未能得到正视,难以响应大学的自治需求。学术自治作为学术自由之制度性保障,被具体落实为自主办学制度,其中办学自主权的相关规定是学术自治的主要内涵。由此,部分法院跳出法律授权模式进而引用办学自主权来对学术自治进行阐述的逻辑得以厘清。但这部分判决尚未能就学术自治在司法中具有何种法律效果形成统一认识。在审查范围方面,学术自治不能排除司法审查,学位授予中的过程性行为是否可诉应视其对学位授予整体的影响来判断。在审查强度上,法院应转变一味追求学术尊让的态度,并明确学术尊让仅局限于学术事务。在审查标准方面,非学术标准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结果,可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审查。法院对学术标准的设定原则上只进行程序审查。

在建构中国特殊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下,对《中国特殊教育》1994—2024年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进行综述,反映质性研究范式在我国特殊教育研究中的图景呈现与特征,揭示我国特殊教育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中国特殊教育质性研究的萌芽期表现为“前科学”的定性研究,过渡期表现为从定性研究向质性研究迈入,成长期表现为质性研究逐步规范化应用,成熟期表现为本土理论反思与应用研究成果并重,强化期表现为规划纲要实施以来的丰硕成果,新时期表现为新教育政策引领特殊教育学科知识生产。其应用特征表现为:在总体表现上,研究设计、抽样方式、数据获取、数据分析、研究信效度与研究伦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规范性问题;具体方法方面,个案研究、话语分析、行动研究分别约占58.57%、23.81%、13.33%;主题分布方面,特殊教育课程改革与学校实践、融合教育政策与本土化、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当前的核心知识。我国特殊教育质性研究论文质量有待提升,但其本土化演进逻辑与扎根实践的改革经验共同昭示,该范式在本土教育生态中蕴藏着极强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生命力。基于大数据的质性研究方法的行动路径和后思潮催化的后质性研究也终将为传统质性研究的完善提供愈加丰富的养料。